大禹鼎与《尚书·酒诰》 ——西周初年禁止令
酒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人开心的时候，就要喝酒助威，烘托气氛。但是，如果把握不好，就会“心为天，思为地狱”。古人有句话：“浓酒虽好，但千万不要喝太多。”过量饮酒不仅对身体有害，而且容易出错。近年来，全国范围内对酒后驾车的查处取得了显著成效。“不要边喝酒边开车，不要边开车边喝酒”的口号深入人心。地方政府部门也对公共执法人员晚餐饮酒做了很多限制，俗称禁酒。通过政策限制人们的饮酒行为在中国历史悠久。最早的禁酒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早期。
《殷鉴不远》出自《诗经大雅荡》，意思是周朝的后人要以商朝灭亡为戒，后来一般意思是前人的教训指日可待。周朝灭亡商朝后，周人深刻反思商朝灭亡的原因，认为“酗酒”是其中之一。
那么商人喝酒到什么程度呢？据《史记殷本纪》记载，商纣王以酒为池水，以肉为林，男女可以裸奔嬉闹，通宵饮酒作乐。这是司马迁对商纣王嗜酒的描述。文献记载中可能有夸大成分，但考古成果毋庸置疑。多年来，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酒器不仅品种丰富(爵、子、吉、子、zh、子、尊、子),付豪是王上武定的配偶，墓中共出土149件酒器。商人的饮酒习惯可见一斑，自然成了新生的周朝总结教训的反面教材。
生动描述这一历史事实的青铜器是西周早期的大羽毛球。大禹鼎出土于清道光初年宝鸡市岐山县李村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该装置立于耳上，沿平边向外折叠，折口，鼓肚，垫底，三个圆柱脚；口缘下饰兽面，足根饰兽面，均为云雷纹产。19行和291个字刻在容器内壁上。它高101.9厘米，直径77.8厘米。
铭文分为两节，第一节是周康王对坛子的警告，第二节是周康王对坛子的奖励。用警告的话说，周康王说：“酒不敢吃醋.听说尹病危，但尹汴侯、典、皆枉然，醉于酒色，故失师也。”大意是：“我不敢纵酒.听说商朝因为他们在朝鲜的各级王公大臣喝酒而失去了命运，所以完全失去了民心。”为了避免重蹈商朝灭亡的覆辙，周康王明确要求他的官员不得饮酒，这是对他们的“禁令”。
那么这项禁令的效果如何呢？
考古发掘表明，西周早期仍有大量陪葬贵族墓葬的酒器，如戴家湾墓地、石家山墓地、竹园沟墓地等。以及高家堡的郭戈墓地、泾阳、陆毅太清宫的长子口墓、滕州的张骞墓地等。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种“禁酒”是失败的。其实不是。虽然这些墓中埋有许多酒器，但墓主人不是周人纪。刘立河河燕国墓地出土的酒器数量明显少于食器，而燕国是召公的封建国家，召公是姓姬的周人。所以这种“禁酒”的适用范围大概仅限于姬姓的周人，非姬姓贵族不受此令约束。
周人禁酒，但也不是完全禁酒或滴酒不沾。河燕墓出土的轲桓是燕国第一位君主柯制造的酒器，说明饮酒尚可。《尚书酒诰》:“喝酒只是牺牲，德国不会醉。”意思是祭祀期间只能喝酒，要用道德支撑，不要喝醉。《酒诰》规定了饮酒的场合并限制了饮酒量。由此可见，“禁酒”的本质是在周玑人饮酒的地方限制饮酒次数，控制饮酒量。通俗的说就是少喝。
周人颁布禁止令后，开始探索自己的礼制。到了西周中期，周人形成了“丁琪媛制”，鼎和仓都是食器。爵、健、健、健、尊、糜、羌、夷等酒器在西周初、中期逐渐减少、消失。中国青铜时代的礼制，由商贾重酒变为周人重食。殷遗民经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，最终抛弃了自己的酒和礼器，融入了周人大家庭。从长远来看，周人的“禁酒”无疑是成功的。
“少饮酒”不仅对周人影响深远，对当代人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酒驾事故、醉酒、酒后失态、公职人员非法饮酒等新闻。一个接一个出现。这些事件总是提醒我们，警钟长鸣，阴剑已不遥远。
转载自秦州家乡陈仓